虚构的热情 纸上的美女 苏童

2019-11-30 作者:小说   |   浏览(101)

我在许多场合遇到过许多我的读者,他们向我提出过许多有意思的话题,大多是针对小说中的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个人物的,那样的场合往往使我感叹文字和语言神奇的功能,它们在我无法预知的情况下进入了许多陌生人的生活中间,并且使他们的某种想象和回忆与我发生了直接的联系,我为此感到愉快。但是也有很多时候,读者的一个常见的问题会令我尴尬,这个问题通常是这样的:你没有经历过某某小说中所描写的某某生活、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?我总是不能言简意赎地回答好这个问题,碰到熟悉的关系较密切的人、我就说,瞎编的。遇到陌生的人我选择了一个较为文雅的词汇,那个词汇就是虚构。虚构这个词汇不能搪塞读者的疑问,无疑他们不能满足于这么简单潦草的回答,问题在于我认为自己没有信口雌黄,问题在于我认为我说的是真话,问题在于我们对虚构的理解远远不能阐述虚构真正的意义。所有的小说都是立足于主观世界,扎根于现实生活中,而它所伸展的枝叶却应该大于一个作家的主观世界,高于一个作家所能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,它应该比两者的总和更加丰富多彩,一个作家,他能够凭借什么力量获得这样的能量呢?我们当然寄希望于他的伟大的灵魂,他的深厚的思想,但是这样的希望是既台理又空泛的,它同样适用于政治家、音乐家、画家甚至一个优秀的演员,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虚构对于他一生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。虚构必须成为他认知事物的一种重要的手段。虚构不仅是幻想,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,一种超越理念束缚的把握,虚构的力量可以使现实生活提前沉淀为一杯纯净的水,这杯水握在作家自己的手上,在这种意义上,这杯水成为一个秘方,可以无限地延续你的创作生命。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,它更多的是一种热情,这种热情导致你对于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。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,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。有别于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或小道消息,也有别于与你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。虚构在成为写作技术的同时又成为血液,它为个人有限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增长点,它为个人有限的视野和目光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,它使文字涉及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。如今,我们在谈论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卡尔维诺时看见了虚构的光芒,更多的时候虚构的光芒却被我们忽略了。我们感叹卡夫卡对于人的处境和异化作出了最准确的概括,我们被福克纳描绘的那块邮票大的地方的人类生活所震撼,我们赞美这些伟大的作家,我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,常常忘记牵引我们的是一种个人的创造力,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,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,亦真亦幻,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曙色熹微之间,同样亦真亦幻,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,就这样,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,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。这就是虚构的魅力,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。我想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: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什么样的世界,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和逻辑并重,仟侮和警醒并重,良知和天真并重,理想与道德并重,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。这是一件艰难的事,但却只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

而作为读者,我们该怎样走近这些像“魔法师”一样的文学家?怎样阅读如“迷宫”一般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?

至于男作家,孙甘露认为更严格的表述应当是“写作既是在虚构中推出自己,也是退出自己”,两者兼而有之。比如读者很难在萨特的小说中看到他个人经历的影子。“像《恶心》这部作品,即使他写的是个人经验,呈现的时候个人经验也并不会凸显在最重要的部分。”

袁筱一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,主要译作有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《杜拉斯传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》《法兰西组曲》等。

“19世纪小说是非常清楚的,很讲究情节。比如《巴黎圣母院》不会无端出现一个细节,一定之前埋下过伏笔。19世纪小说也很讲究人物,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,人物都极其具有代表性。以至于大家说到雨果笔下的小说人物,脑海中马上能出来。还有诸如 ‘真善美’这样的主题,也是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关键要素。”

袁筱一说:“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。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这个任务。20世纪的法国作家普遍认为,写作的任务已经不再只是在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描述、总结、提升或者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。至少对于现实的描摹,不再是文学唯一的任务。”

20世纪文学相较于19世纪文学的第二个差别就在于,那些关键要素被废除了。袁筱一举例:“比如情节,如果指望在罗布-格里耶的小说中读到所谓有用的细节,你可能要失望。也许同一个细节,放在雨果那有用,但到罗布-格里耶那里完全没有下文。20世纪的法国文学废除了主题,废除了情节,甚至废除了时空顺序。唯一没有废除的,可能只有人物,只是那时的人物也起了很大变化,不再具有身份意义上的典型性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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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还在于历经时间的沉淀与考验。《文字传奇》中最年轻的作家就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。而诸如普鲁斯特、尤瑟纳尔这些作家没有入选是因为“太过重要”。袁筱一说:“正因为他们太重要了,我没有办法按照当时每周两小时的时间、每两周一位作家的频率去讲。”

“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。”孙甘露举例杜拉斯和萨特。杜拉斯是一位传奇女作家、导演,她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生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虚构。“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的经历,包括后面写的《广场》、《卡车》,为电影创作的剧本都是如此。”

换言之,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,抵达普遍。男性作家正相反,从普遍出发,抵达自我。袁筱一说:“两相比较之下,我说了那句话。所谓的推出自己,就是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唯一对的、可行的,是可以引领这个世界的。这或许也是男人极端自恋的呈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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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位作家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隅

萨特、波伏瓦、加缪、杜拉斯、罗兰·巴特、萨冈、罗布-格里耶、勒克莱齐奥,还有米兰·昆德拉,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,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,所谓萨特的时代。正是在这个时代,文字显示出炫目的力量,它在延续一种以性感对抗死感的法兰西文学神话。他们,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。

7月20日,袁筱一与孙甘露、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。全文供图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袁筱一回应道,虽然虚构是写作的基本要素之一,但不同的虚构方式还是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。以波伏瓦的《名士风流》为例,这部作品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画像,这幅画像非常真实,真实到甚至可以代入现实生活中的人。也正是因为“代入问题”,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。

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存在,是有意客观化了这个存在,也不是缺乏情感,而是将澎湃饱满的情感降至冰点,使写作者得以客观、冷静、从容地抒写。”袁筱一还补充道,“当然,20世纪的写作是多元的写作,比如还有波伏瓦这样的写作,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写作,也有非常个人化的写作。”

袁筱一说,作为那个时代“知识介入”的代表,萨特仍然相信知识分子或者说精神力量可以引领世界、改造世界。“而女性写作者则不同,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。从个人经验出发,她们的眼光仍是社会和世界的。人们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她只是一位爱情故事的写作者,但她其实关注一切社会现象,她的作品关注战争、贫穷、贫富差距、殖民地问题等等,她是无所不包的。”

第三个差别则是对作家位置的处理和个人代入问题。袁筱一称,读者在阅读19世纪小说时,通常能够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、作者的立场、作者的主张和向往。而到了20世纪小说,到了罗布-格里耶,出现了所谓的“零度写作”,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不掺杂任何个人想法,完全隐匿掉作者的主观存在,使读者见不到作者本人清晰的立场和情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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